2007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叫他叶先生。

叶先生比我年轻，是华裔，在外资银行上班，租住在北京东面有地下车库、电梯和老外的公寓里。交往了几个月，我和叶先生的感情很稳定，没想到在讨论居住形式时产生了分歧。

叶先生最初这样试探着说：“你可以把衣服挂在这个衣柜里，把你的书放在书架的这一层。”我冷冷地说：“哦。”在我自己家里，我想放哪个衣柜就放哪个衣柜，想放哪层书架就放哪层书架。

过了一个月，叶先生说：“你要是收工了，可以直接回到我这里。”我觉得谈恋爱真好，可以期待收工后的归途，可我又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叶先生邀请我和他同居，我要不要缴纳房租？如果不用缴纳房租，但我放衣服和放书的空间都得经过批准，那我宁可继续住在西南二环。

带着分歧，我和叶先生又交往了一年。

2008年6月，我开车去大郊亭桥见一个客户，累得半死却毫无斩获。夕阳西下，我开车经过一个开阔的十字路口，看到右侧有几栋崭新的高层公寓，米黄色墙体、粉蓝色窗棂、房屋样式及周边的绿植突然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召唤。我慢慢靠近，停车后直接走进看房部。在样板间里，我似乎看见未来的某个午后我静坐在家中，窗帘正被风吹动。

一切都符合我的设想，只有一个问题——钱不够。当销售人员在计算器上摁出首付数字时，我尴尬地发现我的钱仅够一间二居室公寓二分之一的首付，于是我沮丧地离开了。

第二天约会时，叶先生发现我很沮丧，便问我原因。“这么巧，我的存款和你的一样多！”叶先生听完后说。我看着叶先生，本想说“可是我们会结婚吗”，却实在无法说出口。

叶先生问我：“这是你梦想中的房子吗？”

“是。”

“如果你买得起这套房子，但是你没买，你未来会后悔吗？”

“会。”

“如果你不住在这里，只是投资，你认为是好投资吗？”

“是。”

“好，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第二天，叶先生和我一起参观了公寓。晚饭后，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叶先生用我认识他以来最严肃的语气对我说：“首先，我们需要达成共识——这是一次消费和投资行为。接下来我们进行规划，判断风险和收益。”我紧张地看着他。叶先生说：“我们现在在一起很好，未来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有两种假设，假设A：我们未来不在一起。”叶先生停了一下后继续说，“我们各出一半首付买了这套房子，当我们还在一起时，阶段性收益就是使用权体验；当我们分开时，房子就是我们的共同投资，投资收益可以按出资分割。”我安静地听着，觉得很有道理，原来恋人间竟然可以这样谈话，这令我很惊讶。

叶先生突然笑了：“还有假设B：我们未来在一起。我非常希望是假设B。”

我点点头，叶先生拥抱了我。

办购房手续前，我和叶先生一起到公证处做了购房出资份额公证，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这份公证在法务人员眼里就是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外国男人五五分买了套房子，你和他在法律上是陌生人，你明白吗？”“明白。”我说。

2008年10月，我和叶先生交往一年后带着出资公证书搬进了新家。七年后，我们在这里结了婚并生下了女儿，我在家中的书房里写了四本书，而房价比买入时涨了三倍。

我和叶先生都认为那年我们把仅有的积蓄拼到一起去赌未来的假设B是最浪漫的决定，是我们为彼此的未来做过的最棒的投资。